年关渐近，又到总结得失的时候。
　　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经初步核算，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6767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9%。
　　这一数据公布前后，对中国经济2016年、2017年增长的关注和讨论的热度达到巅峰。从国内各大论坛到冬季达沃斯，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这一过去30年来的巨型经济增长引擎未来两年的表现。
　　尽管国内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会在2016年或者2017年触底反弹，但悲观的预测亦有，认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仅有5%甚至更低。
　　就在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年GDP数据的前一天，也即1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中国经济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
　　“在2015年，宏观经济结构的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同时，还面临着很大的一些挑战：传统的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凝聚，新兴产业虽然仍然呈现出高增长态势，但是要完全替代旧产业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对于习近平总书记为何在2016年年初提“速度、结构、动力”三大关键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解读。
　　刘元春认为，在宏观政策把握好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增长完全有实现6%-7%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他同时认为，宏观政策本身也是决定一个经济体增长潜力的重要因素。对于2016年、2017年的中国经济来说，强调这一点似乎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持乐观态度之外，刘元春对近期引起经济学界热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亦有比较深入的思考。
　　“供给侧改革的窗口期，只有2016和2017这两年。”刘元春说，“整个中国经济体的改革进程正与债务扩散、企业盈利能力变化等因素赛跑。”
　　供给侧改革的“窗口期”这个说法，源自于2016年新年伊始时，《人民日报》刊发权威人士论经济的《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文。权威人士指出，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否则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结果延误了窗口期”。
　　刘元春认为，2016年稳增长压力确实很大。一是因为外部冲击加大，内部还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清除僵尸企业，要对很多债务进行清理。如果要淘汰过剩产能，很多的企业都要关闭，产生大量的下岗职工。因此今年是遭受内外夹击的一年，
　　刘元春说，2016年经济增长的底线有3条：第一，是不能出现大规模失业潮；第二，政府的运转要保持相对稳定—过度的增长下滑会导致财政过度下滑；第三，各类企业不能够因为债务的过度清理，导致支付危机和流动性危机。
　　“稳增长”是今年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目标
　　时代周报：你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这三个“节点”？
　　刘元春：速度换挡节点，是指从过去的一个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平稳转换。2016年，面临经济增长速度转换过程中的下行压力加剧，原因就是我们所看到新时期力量和周期性力量的叠加、内需力量和外生性力量在叠加，而传统性力量和改革性的因素也在变化。
　　因此，“稳增长”会是2016年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核心目标。但是这个“稳增长”不是简单的速度的稳，而是要让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处于一种相对可控的状态。
　　结构调整，指的是中国面临的从过去这一个传统的增长模式，要从传统的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向盈利性增长模式进行很大的转换，这个转换实际上从2008年已经全面展开。
　　国家把这一调整作为目前“十三五”规划的核心问题—当然，在“十二五”期间也涉及了稳增长、调结构，也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目前我们看到，2015年，宏观结构的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同时，还面临着很大的一些挑战：传统的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的积聚，新兴产业虽然呈现出高增长的态势，但是要完全替代旧的产业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2016、2017年将成为结构调整的一个重大的攻坚期间。
　　对于动力的转换这一点，我们会发现，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制度红利，以及我国的人口红利都出现了递减的态势—而新的工业结构还没有完全展现，这一块围绕工业结构所面临任务的很艰巨。我们要用“创新”来构建新的工业结构。围绕创新已经展开了很多的工作，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同时通过人口增加的调整和人才战略的重新定位，来培育人力结构为主体的人口红利。
　　但目前很重要的情况是，新的增长动力还不能完全匹配新的增长需求，呈现小马拉大车的增长状况。因此创新协调上还需要进一步做工作。
　　潜在增速能维持在6%-7%
　　时代周报：冬季达沃斯年会上，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末日博士”鲁比尼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表示：“到2020年前，中国潜在GDP增长率不会高于5%。中国经济会颠簸式着陆，市场也会慢慢恢复平静。”你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刘元春：这个说法只是一家之言，没有科学依据。“潜在增速”，从理论上来讲只是事后测算的产物，这类很多的预测，特别是对中国的预测往往是不准确的。历史上，比如1997年、1998年，很多国际学者也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速就是在7%，但是我们新世纪的平均增速10%，打破了这些预期。
　　围绕着中国的情况改革来调整经济，那么我们的潜在增速完全能够维持在6%-7%这一合理区间上。
　　因此，潜在增速的高低不是先验判断，而是随着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随着制度安排，以及宏观政策的调控，形成的内生性的产物。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空间来看，过高或者过低的估量中国潜在增速都是有问题的。
　　在政策制定中，也不能简单地按照这种在理论和逻辑上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的预测作为标准。
　　时代周报：对中国来说，政策会如何影响潜在经济增速？
　　刘元春：如果政策把握不好，导致经济出现比较大的下滑，潜在增速很可能在危机的冲击下下降，使得一次短期冲击变成一种长期性的损失。
　　如果政策上把握得不错，比如说在资本积累上、在人力资本或者协调配制上，以及在技术创新的激励上，都做得不错，我们就会发现国内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技术创新会进一步发挥它作用。
　　也就是说，潜在增速虽然是一个中长期的效应，但是如果我们在短期内不作为，短期有效需求出现短缺，市场出现紊乱，那么它必定会导致中长期的供给下降，从而导致潜在增速下滑—导致中长期经济非常箫条。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短期内有所作为，扎扎实实地按照目前的结构、特征规律、问题来出台政策，来解决我国经济的问题。
　　时代周报：你对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速有何预期？
　　刘元春：今年经济可能还会有较大的下滑压力。我们预测GDP增速会在6.6%左右。
　　2017年经济增速有可能还会继续放缓。但是否会真的放缓，要取决于几大因素，第一，新生经济体动荡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的程度和深度。
　　如果经济相对稳定、供给侧改革在今年运转得还不错，那2017年经济探底将会趋缓，到2017年末出现一个小幅反弹，步入复苏期。
　　2016年是一个内外夹击之年
　　时代周报：2016和2017这样两个特殊年份，就是宏观政策是否比其他年份更重要？
　　刘元春：当然。宏观政策主要是以解决短期波动为主，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两者不能截然分开。
　　2016年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经济短期能不能相对稳定，避免出现局部或者全局性风险，和系统性配置资源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是我们要在稳定基础上，要稳中有进，稳中有创新，稳中调结构。也就是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不能全面推进，我们的五大战略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能不能如期推出，并且取得成效。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前提条件，宏观要稳，社会要托底，这些都很重要—但首先是要稳增长，不要出现大规模失业，不要出现系统的风险。强调底部管理，都保持在区间上合理就可以。了
　　时代周报：2016年稳增长压力是否非常大，中央还有足够政策工具吗？
　　刘元春：稳增长压力确实很大。主要原因是因为外部冲击加大，内部还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清除僵尸企业，要对很多债务进行清理。如果要淘汰过剩产能，很多的企业都要关闭，产生大量的下岗职工。因此，2016年是一个内外夹击之年。
　　目前来看，宏观政策方面已经确定三条，第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出台；第二是中央推出灵活的货币政策；第三就是宏观的监管要全面发力。几个方面都是要配合相应目标的，即几大政策来配合五大攻坚战。
　　时代周报：2016年经济增长的底线是什么？
　　刘元春：第一，是不能出现大规模失业潮；第二，政府的运转要保持相对稳定—过度的增长下滑会导致财政过度下滑；第三，很重要的一点，各类企业不能够因为债务的过度清理，而导致支付危机和流动性危机。
　　同时，在企业中间，一方面要把肿瘤切除掉，另一方面，顶层管理要更多从社会角度，从宏观经济的持续运转角度判断，而不是简单地从制度角度来判断。
　　供给侧改革窗口期就只有这两年时间
　　时代周报：前段时间权威人士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时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窗口期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窗口期”？
　　刘元春：“窗口期”是指，如果经济再下滑，如果问题再拖延，可能导致整个经济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窗口期的时间，我认为就只有2016、2017这两年。
　　中国经济目前是跟债务扩散、跟企业的盈利能力在赛跑，如果你这个债务状况越糟糕，导致经济运行动力越来越弱，那么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要及时把僵尸企业清除，因为僵尸企业耗费大量资源，成为经济运行中一个很大的障碍。
　　按照目前改革的进程来看，目前很多改革并不是说改就能改，必须有一个恰当的时机—中国在改革上往往要遵循一种规律。
　　如果企业利润发生一些变化，比如2015年企业利润负增长；第二政府收益出现负增长，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改革的阻力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很多僵尸企业原来是在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下生存。在2016年、2017年GDP逐渐接近底部这样一种状况，大家就会发现，这个时候来进行清除僵尸企业，会获得相对好的效果。—而如果在企业还有一些盈利时就去改，大家会发现他们抵制性很强。
　　时代周报：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哪个是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败的更重要的行业呢？
　　刘元春：都很重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体制性问题，不是简单的哪个行业性的问题。
　　首先，体制内要作出一些调整；其次，要对一些债务进行清理，再在产能过剩很严重的行业去产能。
　　时常被强调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也即“三去一降一补”，其中“一降”涉及很多部门，先涉及税收、金融，涉及我们的流通体系七大领域，都要进行降低；“一补”是补短板，就是在风险控制中要注意我们短板。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能够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做对生产企业来做的，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结构性的改革，而是一个全局性改革。